参考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巴枯宁文集》、《第一国际史》、百度百科等权威史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872年9月，荷兰海牙的会议厅里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
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各国工人代表聚集一堂，然而一个关键人物却缺席了——米哈伊尔·巴枯宁因无法获得荷兰入境许可而未能出席。
卡尔·马克思坐在会议桌前，面色凝重。
他知道，即使巴枯宁本人不在场，这位俄国革命家的思想影响依然笼罩着整个会场。
就在一年前，巴枯宁在私人通信中向朋友们提出了一个让马克思深感困扰的理论质疑：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能保持无产阶级的性质吗？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触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关系到整个工人运动的未来方向。
在海牙的那些日子里，马克思虽然成功地将巴枯宁开除出第一国际，但对于这个根本性的理论质疑，他在当时并没有给出完整而系统的回应。
【一】两位思想巨人的相遇与分歧
1814年5月30日，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出生于俄国特维尔省一个贵族家庭。
他的父亲是职业外交官，曾派驻意大利多年。
巴枯宁从小接受良好教育，14岁时前往圣彼得堡炮兵学校接受军事训练。
1834年因成绩不佳被开除，被派往波兰边境服役。
1835年，巴枯宁放弃军职，前往莫斯科学习哲学。
与此同时，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在德国特里尔的一个律师家庭。
他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接受教育，专修法学和哲学。
青年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后来逐渐转向历史唯物主义。
1844年，这两位日后影响世界历史的人物在巴黎第一次相遇。
当时马克思26岁，正在《德法年鉴》工作，开始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
巴枯宁30岁，也是《德法年鉴》的撰稿人，正从黑格尔哲学转向无政府主义思想。
巴枯宁后来回忆说："在我看来，马克思过去是，现在仍是比我先进的。
我过去从不知道政治经济学，我还没有根除掉形而上学的观察......他说我是个感情用事的理想家，他说对了，我说他是个空虚的人，背信弃义而又狡猾，我也说对了。"
尽管两人在学术水平上存在差距，但他们"从未有过亲密关系"。
巴枯宁坦言："我们的气质是互不相容的。"这种性格上的不合，为日后的思想分歧埋下了伏笔。
1848年初，两人在布鲁塞尔第二次相遇。
此时马克思正在撰写《共产党宣言》，而巴枯宁则对欧洲革命浪潮跃跃欲试。
巴枯宁对马克思的反感进一步加剧，他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自高自大、居心叵测、无端争吵，理论上不容异说，实践上畏缩不前"。
【二】第一国际中的合作与冲突
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
马克思是主要创建者之一，负责起草《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此时的巴枯宁刚刚从西伯利亚流放地神奇逃脱，经过日本、美国辗转回到欧洲，成为革命圈内的传奇人物。
1864年底，马克思和巴枯宁在伦敦第三次见面。
这次相遇的背景完全不同了——马克思需要扩大第一国际的影响力，而巴枯宁这样的知名革命者正是他所需要的。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他是十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当中的一个。"
1868年7月，巴枯宁正式加入第一国际。
起初，两人还算和谐共处。巴枯宁尊敬马克思是国际中"最坚定、最聪明和最有影响的支柱之一"，而马克思也欣赏巴枯宁的革命声望和组织能力。
好景不长，分歧很快显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马克思支持德国统一，认为这有利于工人运动发展。
巴枯宁却坚决反对，担心德国的强大会威胁其他民族的自由。
更重要的是，两人在第一国际的组织原则上产生了根本分歧。
马克思主张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威，实行集中制管理，确保第一国际能够有效领导各国工人运动。
巴枯宁则主张分权，建立以自治支部为基础的联邦制结构，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威主义"。
随着合作的深入，两人的理论分歧逐渐表面化。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政治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运用国家机器来镇压反革命势力，逐步建设新社会。
巴枯宁对此提出强烈质疑。他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都是压迫的工具，即使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也不例外。
在他看来，国家就是"对人类最可恨、最无耻、最彻底的否定"。
他主张立即摧毁一切国家机器，建立完全自由的联合社会。
1870年以后，巴枯宁开始系统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
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如果有国家，就必然有统治，因而也就有奴役。""那里开始了国家，那里的个人自由就要结束，反之亦然。"
巴枯宁特别担心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他质疑道："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能够从权威组织产生吗？"在他看来，任何掌握权力的人都会被权力腐蚀，即使是最民主的人，一旦获得专制地位，也会变得比沙皇还要专制。
【三】海牙大会的决裂
1872年9月2日至7日，第一国际在荷兰海牙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成为马克思派和巴枯宁派最终决裂的转折点。
由于荷兰当局拒绝给巴枯宁发放入境许可，这位俄国革命家无法亲自出席大会为自己辩护。
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作了关于巴枯宁分子破坏第一国际活动的调查报告，系统揭露了巴枯宁及其支持者自1868年以来的各种活动。
恩格斯在报告中指出："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本身的秘密阴谋。"
大会最终以30票赞成、5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决定将巴枯宁及其主要支持者纪尧姆开除出第一国际。
马克思在组织斗争中获得了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是第一国际的分裂。
海牙大会结束后，巴枯宁的支持者们于1872年9月在瑞士召开"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成立了与第一国际对立的组织，公开分裂了工人运动。
【四】巴枯宁的核心质疑
1873年，被开除出第一国际的巴枯宁发表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
在这部著作中，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提出了那个著名的理论质疑。
巴枯宁在书中写道："如果他们的国家真正是人民的国家，那么为什么要把它废除呢？如果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须予以废除，那么他们又怎么敢把它称为人民的国家呢？"
更加尖锐的是，巴枯宁质疑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当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时，就会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
他认为，一旦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控制了生产资料，他们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而会变成新的统治阶级。
巴枯宁进一步论证说："任何国家，甚至最共和和最民主的国家，甚至马克思先生所设想的所谓的人民国家，实质上都无非是通过似乎比人民本身更加懂得人民真正利益的有知识的因而有特权的少数人自上而下地管理群众。"
这个质疑的核心逻辑是：既然无产阶级的定义就是没有财产的被剥削者，那么当他们掌握了国家政权，控制了生产资料，他们还是无产阶级吗？
权力难道不会腐蚀革命者，使他们从人民的解放者变成新的压迫者吗？
面对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提出的这一系列理论质疑，马克思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五】马克思的理论困境
面对巴枯宁的挑战，马克思确实陷入了某种理论困境。
在1872年的海牙大会上，由于巴枯宁本人缺席，这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和回应。
马克思更多地是从组织纪律的角度处理了与巴枯宁的分歧，而没有从理论层面给出系统的反驳。
当时的历史条件也限制了马克思的回应。
第一国际正面临着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严峻形势，各国政府加强了对工人组织的镇压，内部又有各种派别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首要考虑的是维护组织的团结和纪律，而不是进行深入的理论辩论。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表达过困惑："米哈伊尔提出了一个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这表明，即使是马克思这样的理论巨匠，也需要时间来深入思考和回应巴枯宁的质疑。
巴枯宁的质疑之所以让马克思感到困扰，是因为它触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在阶级消灭之前的过渡时期，如何防止革命政权的蜕化变质？
如何确保"人民的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
【六】马克思的系统回应
虽然在海牙大会期间没有给出完整回应，但马克思并没有回避巴枯宁的理论挑战。
1874年至1875年初，马克思专门撰写了《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对巴枯宁的各种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回应。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首先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他写道："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
对于巴枯宁关于无产阶级性质的质疑，马克思解释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历史过渡阶段，其目标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
他指出："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
"当"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针对巴枯宁关于权力腐蚀的担忧，马克思没有直接回应，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他认为，只要经济条件没有根本改变，任何政治形式都只能是暂时的。
【七】历史的验证与思考
马克思对巴枯宁质疑的回应虽然在理论上较为完整，但历史的发展却为这场争论提供了复杂的验证。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最初试图实现马克思的理想，让工人真正当家作主。
《国家与革命》一书体现了列宁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和对民主政治的向往。
在革命初期，苏维埃政权确实体现了某种民主色彩。
工人代表可以随时被选举者撤换，国家工作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技术工人的工资，这些措施都体现了防止官僚化的努力。
然而，随着内战和经济困难的加剧，苏维埃政权逐渐走向集中化和官僚化。
到了斯大林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个人专制。
昨天还是工人农民的革命者，今天却成了高高在上的官僚。巴枯宁的某些预言似乎得到了应验。
类似的情况在20世纪的其他社会主义实践中也有所体现。
革命胜利后，"人民的政府"往往面临着如何保持革命本色的挑战。
那些声称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个人，在掌握权力后如何防止脱离群众，确实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实践课题。
恩格斯在晚年曾经感慨："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重复的教条。"
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这场理论争论，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巴枯宁关于权力腐蚀性的担忧，提醒人们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马克思关于历史过渡性的分析，则强调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复杂性。
两位思想家的争论，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社会变革中的深层次问题。
这场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的思想交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历史范围。
它提出的关于权力、民主、监督等问题，对于任何致力于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都具有借鉴意义。无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建构，还是巴枯宁的现实担忧，都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1876年7月13日，巴枯宁在瑞士伯尔尼去世。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逝世。
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带着他们的理论分歧离开了人世，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却继续影响着人类的思考和实践。
【八】思想遗产的延续
马克思与巴枯宁的理论争论并没有随着两人的离世而结束，反而在后世的理论发展和政治实践中持续发酵。
在理论层面，这场争论促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深入地思考国家问题。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重新审视了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强调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他特别关注如何防止革命政权的官僚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也多次回到这个话题。
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恩格斯重申了马克思关于砸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观点，承认巴黎公社的经验对于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
在实践层面，20世纪的各种社会主义实验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马克思与巴枯宁争论的核心问题。
如何在夺取政权后保持革命的人民性，如何防止权力的异化和腐败，如何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
巴枯宁关于权力腐蚀性的警告，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后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
他对"专家治国"和官僚统治的担忧，提醒人们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确保权力真正服务于人民。
马克思关于历史阶段性的分析，则为理解社会变革的复杂性提供了理论框架。
他强调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提醒人们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来理解政治现象。
这场19世纪的思想交锋，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
它告诉我们，任何伟大的社会变革都必须面对权力与自由、集中与民主、效率与公正等一系列复杂的关系。
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
巴枯宁的质疑虽然尖锐，但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的回应虽然系统，但也留下了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的问题。
两位思想家的争论，体现了理论思维的深度和人类对美好社会的不懈追求。
伍伍策略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在线开户股票简直是把家底亮了个遍！陆海空火箭军
- 下一篇：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