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人民大会堂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是大会堂首次举行国宴，外宾云集，气氛庄严而热烈。然而，就在这时，宴会厅上方的天花板内，竟然隐藏着五十名工人！这些工人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下方的来宾。国宴举办的时间有多长，他们便紧张地守候了多长时间。
这些工人究竟在做什么？他们的身份又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那一夜。宴会开始前的七个小时，人民大会堂总设计师沈勃的办公室突然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他接起电话，那头传来的一句质问让他一阵紧张，话里话外都透露出大会堂存在安全隐患的严重问题。电话的另一端是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沈勃意识到事态的紧迫性，心中一惊，随即赶紧起身准备赶往会议。
展开剩余85%沈勃深知，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及施工虽然时间紧迫，但每个人都尽全力确保工程质量，尤其在安全方面，丝毫没有松懈。他还记得自己为了防范地震，将一根五十五吨重的钢梁从沈阳特意定制，几乎可以说，除非遇到八九级特大地震，否则大会堂的结构绝对能稳稳撑住。
但怎么会出安全问题呢？
沈勃进入市委办公室后，眼前的情景让他感到更为沉重。房间里不只有市委书记、市长、公安局长，还有几名中央高级干部，大家的脸色都异常凝重。沈勃赶紧上前询问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这时，公安部门的同志开口解释道：“刘工，问题不在建筑结构，而是电线，尤其是天花板上那密密麻麻的电线！”
瞬间，沈勃的心情如同遭遇晴天霹雳，眼前一片混乱。原来，自己当初设计时的电路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他当初在考虑架构时，原本打算全使用钢材，但因为当时钢铁产量的限制，只得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木龙骨架，虽然木材强度不错，可防火性却极为薄弱。
为了确保灯光亮度和氛围，天花板上布满了电线，甚至每隔几米就安装了一盏灯。虽然沈勃做了额外的防范，包裹了部分电线，但接头部位依然存在着火灾的隐患。一旦发生短路，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在宴会期间。
正当沈勃焦虑万分时，旁边有建议提出，是否应该请示上级，考虑让周总理将宴会地点临时更换。然而，这个想法被否定了。一方面时间已经不够，另一方面宾客们的邀请函已经发出，换地方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时，周总理工作繁忙，大家不忍心再麻烦他，只能依赖沈勃来想办法。
沈勃究竟能如何解决眼前的危机？这些五十名工人又为何要蹲守在天花板上？
这五十名工人与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密切相关。大厦在设计时，电路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而随着国宴的临近，万一电路出现故障，国家的形象可能遭受严重影响。
经过深思熟虑，沈勃决定采取临时措施。他建议减少宴会桌椅的数量，重新规划宴会布局，以便留出宽敞的消防通道。这样一来，万一发生火灾，人员可以迅速撤离。
然而，国宴的总负责人郑连福却否决了这个方案。原因很简单，宴会的参会人数已经确定，郑连福接到的参宴名单高达五千人，场地最多只能容纳四百七十二桌，稍微增加一桌就无法放下。幸运的是，外交部三天前更新了名单，人数减少到了四千六百四十七人，这才缓解了郑连福的压力。
尽管如此，宴会现场的桌椅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无法再做大的调整。时间也不允许有任何改动，所有的细节都必须精确无误。郑连福忙得焦头烂额，所有的事务都需要他亲自过问，菜品、礼仪、器皿，每一项都不能出差错。
面对这样紧张的局面，沈勃重新构思了应对方案，决定亲自带领一组工人和电工前往人民大会堂实地检查。
他们进入了大会堂的两层吊顶，逐一排查电线接头处的隐患。沈勃本想通过在天花板上放水桶进行灭火，但很快否定了这个方案。吊顶空间狭小，根本无法储存足够的水，而一旦水桶倒下，电线接触水后会更加危险。
就在此时，一个工人的提议让沈勃豁然开朗：“如果水桶不行，我们可以派人直接蹲守在天花板上！”
这个方案即便非常不便，工人们却都主动请求参与。沈勃惊讶于他们的坚定决心，这五十名工人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这个危险任务。
经过紧张准备，五十名工人悄然爬上了天花板，静静等待着火灾发生的可能。他们的任务非常简单却至关重要——一旦发生火灾，立即用棉被扑灭火源。由于保密需要，除了沈勃之外，甚至连国宴的总负责人郑连福都未曾知道这一举措。
随着晚上七点钟《东方红》的旋律响起，人民大会堂的首次国宴正式开始。沈勃的心情则依然如同悬在半空的石头，他全神贯注地盯着天花板，不敢有丝毫松懈。
就在周总理上台致辞的最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宛如爆炸声，令全场人心一紧。沈勃的心脏顿时跳到了嗓子眼，吊顶上的工人们也在寻找声源。他们紧张万分，直到几分钟后，保卫科的报告让大家放下心来——原来是后厨的一名厨师因操作失误，导致煤气灶爆炸，险些引发灾难。
沈勃松了口气，现场气氛也因周总理的幽默化解了紧张，宴会顺利进行下去。而在这场盛会的背后，除了周总理和毛主席的统筹安排，还有无数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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